“如果给他们快乐的童年，社会将给我们凄惨的晚年！”中国家长正陷入教育恐慌

老庄

2012年09月17日 10:09   新民周刊

少年中国安在？！
　　一群无比痛恨应试教育的父母，唯恐通不过没天理的考试；
　　一群无比钟爱自己孩子的家长，整天琢磨着怎样虐待孩子。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人人痛斥着体制的不公、名校的黑暗、教育的乖张、课本的老朽、师资的颟顸、“特长”的猫腻、拼爹的无耻……
　　但只要一个声音高叫着：进来吧，给你名额！立马就有无数膝盖放弃围观，放弃抗议，跪倒在矜持的校门前。
　　自己不咋地，却强迫孩子“只准第一”、只准“凤凰高枝”的风气已经蔓延三十年，终于演变成人人争先的超前阅读：“初中学高中课程，小学读初中课程，学龄前认字过百，入幼前数字加减……远远地，我们只看到一群群披头散发、口气浑浊的母亲拽着孩子奔跑，奔跑——“占坑”、报班、学文艺、考奥数、找关系、塞红包……
　　没有比我们更爱孩子了。因为只有一个。
　　“如果给他们快乐的童年，社会将给我们凄惨的晚年！”
　　于是，在人人知道的残酷下，人人玩得乐此不疲。就像贪腐的浪潮，人人痛斥着贪腐，也人人暗羡着贪腐，因为“适度贪腐，暗合民意”？
　　呜呼！如果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则推论一定是可怕的：没有童年，就没有少年，没有少年，则“少年中国”安在？！
　　一个出土就成年的社会，少年中国安在？！(主笔  胡展奋)

老庄

　　在饭桌、在微博、在论坛，他们一边在热议、热评、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一边在相互打听、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对所谓“减负”措施不屑一顾。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烦躁甚至心口不一。专家们说，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那么，这种恐慌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教育恐慌？
　　记者｜黄 祺
　　9月，是传统的开学季，暑假的结束意味着新的一学年开始。
　　不过，对中国无数中小学学生来说，他们只是刚刚结束了“第三学期”，无论是“补差”还是“培优”，只有“暑”没有“假”，是这些孩子对暑假生活的总结。
　　尽管，早在2000年初，教育部就颁布了严禁中小学利用假期补课的“禁补令”，而且每到暑假之前，各地教育管理部门都会再次重申，但谁都知道，学校内部的假期补课屡见不鲜。对这些“顶风作案”的学校来说，若说全是为了赚点补课费，多少是有点“冤情”的——校长的压力不光来自上级部门，还来自不同意校方“放羊”的家长们，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不补课等同于不负责任。
　　显然，对很多教师来说，这个暑假跟往年一样忙得不可开交。老师在家开“小灶”是全国皆知的“秘密”，暑假期间，名校名师一天早中晚连轴上三至四场补习班是家常便饭。实事求是地说，不少老师也常常是身不由己，方方面面托来的关系、家长的再三恳求，使他们根本无法逍遥江湖。
　　如果说学校和在职教师的补课，多少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那么，社会上的各类补课机构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大小小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暑期班人满为患，每场补习结束，校门外接送学生的车辆常常造成交通拥堵。
　　事实上，校外培训机构的周末市场的人气从来不输寒暑假。从形形色色的英语，被痛批、禁赛后改头换面的奥数，到语，数、外等主课的提前教授及同步复习……再加上钢琴、游泳等文体项目，从学前的准小学生到初三、高三的准毕业生，全年龄段、全系列、全方位、全需求，都可以在各种培训机构找到对应的课程。家长们热切的需求，使得中小学校外教育市场爆棚，使得这个行业的迅猛发展令人咋舌，据传，有主打“一对一”高端补习市场的培训机构正在迅速扩张，积极酝酿上市。
　　如今，有关教育的种种，或许是当今中国最容易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具体如择校、课外班、与老师相处，宏观如教育体制以及最近出台的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异地高考。
　　在饭桌、在微博、在论坛，他们一边在热议、热评、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一边在相互打听、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对所谓“减负”措施不屑一顾。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烦躁甚至心口不一。
　　专家们说，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那么，这种恐慌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教育恐慌？

老庄

　　女儿今年该上小学了，父亲刘明(化名)早早开始准备，他打算让女儿进一家民办小学，这所小学在他们居住的上海市某区算是“名校”。尽管已经听说过“幼升小”考试的种种故事，面试场面还是让刘明意外——校园里满是焦躁的家长和表情凝重的孩子，大家排队等着老师叫名字，气氛就像是求职。
　　如果被叫到名字，孩子会被带到考学生的考场，家长则被带到另一个考场——学校不仅要考察孩子，还要考察家长，按照刘明的理解，主要是看看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否重视。
　　面试出来，女儿告诉刘明，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甲乙两个人数羊，甲给乙一只，甲乙的羊一样多；乙给甲一只，甲的羊是乙的2倍。问，甲有几只羊，乙有几只羊？刘明理工科博士学位，但女儿的面试题居然一时难住了他，后来回家列了方程式才算出来。
　　刘明的经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长体验，如果不是陪孩子迎考，家长们难以想象上小学要经过这样的竞争。在这一代家长的记忆里，只要到了入学年龄，父母就会把自己送进小学，升学压力至少要到中考才有体会。
　　升学竞争的低龄化，在最近十多年中愈演愈烈，教育主管部门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试图改变现状，但效果显然不好。2012年5月，国家教育部发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南》)，详细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该知道什么，做到什么。《指南》指出，5-6岁的学龄前儿童，“能通过实物操作或其他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对于识字数量、拼音知识、英语能力等某些“幼升小”考试内容，《指南》没有提出要求。
　　某些“幼升小”的试题远远超越《指南》要求，但就算家长意识到考试太难，为了进好学校，该学的还是得让孩子学。
　　一边埋怨考试“变态”，一边为孩子考试准备——各种家长论坛里，随处可见如此纠结着的家长们。
　　某家长论坛上，一位妈妈讲述了带孩子考小学的经历。这位妈妈说，原本以为孩子小不懂压力，当孩子得知没有通过一所小学的考试后，哭得特别伤心，她才突然感到内疚，不该让孩子过早参与竞争。
　　“幼升小”如此，“小升初”竞争更甚，原本以普及教育为初衷的义务教育阶段，充满了残酷竞争的气氛。入学时“打破头”，入校后，竞争从“拼爹”转移到孩子“拼成绩”，“减负”常常流于口号。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对全市33所中小学二至八年级的121名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学生每天在校时间随年级上升而上升，最长的达到10小时，最短的近7小时。所有核心课的周课时数都要超过课程计划，语文课超出最多，各年级都超出1节可以上，到了五年级要超出将近两节课。“名校”的平均周课时数为38，要比一般学校高出3.27。
　　为了进好学校，有人“裸考”，有人靠“关系”。“没想到从幼儿园就开始拼爹啊。”一位3岁女孩的父亲，无奈地感叹。他从业于媒体，人脉关系算得广泛，但在给女儿报名上海一家区重点幼儿园时，还是深感艰难。
　　尽管教育部门三番五次禁止择校，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但家长们总是有办法区分学校的优劣，并动用一切能量让孩子进入那些掌握优质资源的学校。　　
    这种鉴别能力和“弄”进好学校的本事，是暧昧和含混的，其中的奥妙，让缺少“关系”的老外无所适从。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韩裔美国作家，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网站上，撰文讲述了她的儿子在上海择校的困惑。这位女作家不想让儿子上“国际班”，因为这种班常是成绩较差外籍学生聚集的地方。但如果想进较好的公办学校，女作家没有“熟人”。最后，她的儿子进入一所普通公办中学，她和儿子慢慢知道，在这样的学校读书，很可能无法考入理想的大学。女作家最终无奈放弃了让孩子在中国读书的实验，选择去英国上学。　　
    中国家长显然没有如此多的选择，因此，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区分好学校、好班级，然后将孩子“弄”进去。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初衷是减轻学生升学压力，但事实上，这一政策客观上让竞争转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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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学新初二第一次物理课，物理老师让班上已经学过一遍初中物理的举手，全班举手了，老师自嘲白问；继续问学过两遍的举手，半个班级举着；……一直到问学过四遍的，NND居然还有手举着。不怕猪一样的敌人，就怕神一样的队友。”微博上有网友讲述了自己的见闻。
　　罗大佑的歌词里，童年是池塘、榕树、知了、蝴蝶……而如今，城市的孩子们连暑假也不可能享受如此放纵悠闲、“看着天空发呆”的夏天。
　　开学季网络上流传“万能奶奶”的故事，围观者一边叹服陪读奶奶的执著，一边感慨孩子的辛苦。故事中，上海市虹口区11岁的小学生程程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美术、钢琴、黑管、围棋，如今以奥数和英语为重。这6年中，奶奶因为陪读，跟着孙子上课也学了“十八般武艺”。
　　程程妈妈道出无奈：“在孩子三年级之前，我更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但是三年级之后，我发现情势不对。为进一所好中学，身边同事的孩子都在报补习班，孩子们都变得‘身怀绝技’。如果再不让孩子多学些东西，怕是难以应付以后的竞争。所以，我赶紧送程程去补习奥数、英语，希望进中学时有过硬的‘敲门砖’。即使这样，程程要进最好的名校希望不大，人家孩子都得过奥数一等奖，我们还没参赛，学得还是太晚了。”
　　初中生学高中课程，小学生学初中课程，幼儿园已经学完拼音、数百汉字，幼儿园前学会数字、加减……家长们领着孩子超前学习，孩子们在越来越提前的竞争中失去自己的童年。
　　教育学者杨东平，把中国教育中存在的过度竞争现状，用“教育恐慌”一词来总结。
　　“教育恐慌的气氛下，最可怜的是孩子，原本应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段，小孩子却不得不上这个班，那个班，他们现在缺少很多体验，而这些体验对人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上海幼教媒体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黄铮发出感叹。
　　20年前，乐器、舞蹈、美术等等技能，被家长们认为是个别孩子的“特长”，只有那些表现出天赋的孩子，才会被家长送到专门的培训班去学习。而如今，“特长”变成了必修课，每个家长都要求自己的孩子掌握各种技艺，而且是越多越好。在家长们的心目中，凡是可能在今后竞争中占得先机的本领，孩子都必须学会。
　　北京某民营教育机构负责人闻风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从1998年左右开始出现。当时，教育界实行多项改革，其中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取消统一考试，其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淡化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竞争。
　　但教育部门的初衷最后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学生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更加沉重。闻风说，由于取消统一考试，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又集中在少数学校，这些学校为了招收优质生源，开始尝试独立组织考试，或者设置各种招生条件。奥数的兴盛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好学校”为了选拔生源，以奥数等证书作为招生条件。
　　与此同时，教育政策缺少前瞻性，也给教育资源的紧张雪上加霜。闻风介绍，1980年代中期，北京市共有小学4300多所，由于学龄儿童人数下降，大规模的小学撤并开始实施，现在，北京市只剩下1100多所。这几年学龄儿童有增加的趋势，再加上非户籍学龄儿童人数急剧增加，他们也要在北京上学，一增一减的落差，让“好学校”资源显得异常稀缺。于是，“占坑”等怪现象频出，家长们恨不得孩子一出生，就排在“好学校”的门口，为孩子争得一个宝贵的座位。

老庄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魔咒一样的口号出自何处，如今已无从考证，但自从它诞生，就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的认同。事实上，中国家长们的期望是，孩子不仅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人生的任何时段、任何领域，他们都不能输给他人。
　　看看中国火热的课外培训市场，就能窥见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急迫心情。上海一位妈妈带着孩子试听了某教育机构的英语课，这位妈妈送孩子学英语的意愿原本并不强烈，但看到别的孩子英语流利，唯恐落后的想法立即占了上风，不久后，她也为孩子交了几万元学费，成为这家教育机构的学员。
　　家长们的心态给各种教育机构带来商机，花样百出的广告词指向同一个暗示：我们的培训会给你的孩子增加竞争筹码，让你赢在起跑线上。在上海，民营教育培训机构一节幼小衔接课程的费用在60-100元不等，课程内容主要是奥数、英语或者拼音。“幼小衔接”是个新词，多年前谁能想到，幼儿园毕业生在进入小学前，也要像大学生准备考研一样报个班。
　　拼音是小学教学大纲中的内容，但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会告诉你，学校是不会教拼音的，因此必须到培训机构花钱学习。尽管“学校不教拼音”的说法很容易被证明是误传，但家长们还是以“多学无错”的心理，对各种培训趋之若鹜，很多学校里，一个班里人人上课外培训班的情况一点也不稀奇。
　　教育机构不仅迎合家长们的心态，也强化了家长们的焦虑。在上海一家早教机构的墙上，记者看到与高考“光荣榜”形式一样的“光荣榜”，上面张贴小朋友照片，下面说明：某某小朋友2011年被上海市某重点幼儿园录取。竞争已经下移到3岁，这样的氛围中，家长很难淡定。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夏惠贤认为，民营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为“教育恐慌”推波助澜，他们夸大了教育竞争的形势，目的不过是从家长钱包里赚更多的钱。不过，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被民营教育机构从业者接受。闻风最近发了一个帖子在自己的博客上，他在文章中将北京各类学校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一罗列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长希望孩子上某名校，从闻风的这篇文章里按图索骥，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孩子必须上哪一所高中、哪一所初中、哪一所小学。
　　在回答这篇文章是否会助长家长恐慌的问题时，闻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不过是把早已存在的教育资源对应关系揭露出来，他暴露这种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衡现象，是为了督促主管部门改善现状，而不是给教育恐慌煽风点火。
　　闻风认为，如今的教育恐慌气氛是多种原因综合形成的。他说，重点学校早已存在，过去家长们无法得到信息，也没有能力让孩子挤进好学校。现在，信息比过去透明，家长对孩子期待都很高，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让孩子进好学校。没有“关系”、“条子”的家长，则通过让孩子考各种证来增加竞争的机会。
　　在闻风看来，教育恐慌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而短缺的原因是国家队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政府提出的目标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但十多年都没有达到。

老庄

　　事实上，家长的焦虑和培训机构的逐利，像两只巴掌一样一应一和。
　　网络上的家长论坛里，充满了家长们焦虑的情绪，未进“名校”的讨教如何进“名校”，进了“名校”的讨论如何培养特长、参加竞赛为未来升学加分，校园中的明争暗斗，延续到网络上。
　　从理论上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如今的教育资源远比过去丰富，上大学比20年前容易很多。但现在，教育竞争反而比过去更加激烈。家长和老师都知道过早的竞争和太大的学业压力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但大人们又不得不让孩子参与到这场竞赛中。
　　对于这样的怪现象，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钟文芳用一句简单的话解释：“学校内的事情是由学校外的事情决定的。” 有专家指出，教育是社会的镜子，教育如果“脏”了，一定是社会不太“干净”。

　　夏惠贤教授认为，如果深究教育恐慌的根源，必须追究到目前中国社会中就业竞争、社会保障、职业收入差距等等宏大的问题上。“家长担心孩子长大了找不到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没有好生活，家长的想法是，与其长大了吃苦，还不如读书的时候吃苦。”
　　同时，夏惠贤认为家长的攀比心态、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陈旧观念，也让一些技术类学校、技术类工作受到歧视。夏惠贤认识的一位英国少年，高中时的志向就是考上大专，学一门自己喜欢的技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高级技术工人很缺乏，收入也不错，但舆论的导向并没有让家长们意识到这一点。”
　　要改变职业观，需要改变不同职业在收入和社会尊重上的差距，但目前社会还没有这样的环境。“如果有一天，大家觉得做厨师是个不错的职业，做清洁工也是不错的职业，那么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应该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 钟文芳说。
　　教育是社会的镜子，社会评价标准的单一投射到教育领域，就变成千军万马补习、考证、“拼爹”的教育怪现状。
　　当一些家长认为学校和教师制造了恶性竞争的环境时，钟文芳替老师们鸣不平。由于工作的关系，她经常接触中小学教师，常常听到类似的故事：学校如果“减负”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家长会不满，要求老师布置作业，或者家长自己在校外给孩子找作业做。“只有真正实现社会多元、生存平等，才有可能改变教育竞争现状。”钟文芳说。
　　少数家长，则用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畸形的竞争态势。
　　“在家上学”是一种极端的选择，也不被现行《义务教育法》许可，不过，中国的各大城市开始出现不少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主动选择“在家上学”的家长，一般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对学校教育不信任，认为自己可以在学校之外给孩子寻找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来自杭州的一对夫妻，正在考虑让4岁多的儿子“在家上学”。夫妻二人供职于大型企业，工作和多地迁居的经历，让他们“见多识广”，对社会和教育有着自己的认识。这位父亲认为，现在学校里教师素质太差，应试教育磨灭孩子的创造力，不如自己在家教育。目前，孩子妈妈准备辞职在家专职教育，他们打算将“在家上学”计划实施到至少初中之前。
　　大城市中，更多人则选择让孩子留学海外，近年来，中国小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2011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我国留学人数已经连续4年保持了20%的增长，达到34万人的历史纪录，其中，本科生占留学总人数的60%以上。
　　应试教育常常被视作如今“教育恐慌”的罪魁祸首，很多人呼吁学习国外注重平时成绩和全面能力的评价机制，让学生摆脱考试指挥棒。多年的呼吁后，尽管某些地区已经通过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等方式向全面评价的方向做出努力，但考试成绩的地位，在总体上还是难以改变。
　　这样的现状看上去让人悲观，但教育学者岳龙却认为，“教育恐慌”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社会公平的实现，这个阶段终会过去。岳龙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教育竞争也曾非常激烈，为了抢占优质教育资源，各种名目的考试压得学生透不过气。20年以后，教育竞争的压力小了很多。　在批评中国教育时，需要先想想我们批评的到底是教育吗？
　　记者｜黄 祺
　　除了足球，在中国，最容易被人骂的目标恐怕就是教育了。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但也有教育人士称，舆论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有失公允，教育成为社会风气的替罪羊。

老庄

　　一则旧闻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界。
　　2010年，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2009年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在全部三项测试中，中国上海学生平均成绩为556分，在60多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PISA测评是一项主要针对15岁学生的评估，考核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其结果可以为各国教育政策提供相关依据。上海学生参加的这一次测试，共有34个OECD成员国，和中国等31个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试，人数达到47万。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正式参加该项目的地区，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参加了测评。
　　PISA测评的评估工作在各参与国共同监控下，由国际专家进行。除了评估学生成绩，还收集有关学校、家庭和制度方面的数据来解释学生成绩的差异。因此也被称为一项最全面的国际学生评估。
　　上海学生取得的喜人成绩，一时间被中国媒体广为传播。这些报道认为，PISA测评中取得的好成绩，对中国教育是一种肯定。不过，立即有不同的声音对此结果进行了另一番解读。
　　报告指出，中国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学校通常会让学生每天学习很长时间，并且周末也会让学生学习，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在体育、音乐和其他与考试无关的活动方面花费的时间都要少。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学生课业负担偏重。
　　有教育学者认为，中国学生的“第一名”，是用牺牲更多活动时间换来的。他们认为，PISA测评成绩只能反映基于记忆的知识积累能力，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强项，而学生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并没有多少改善。
　　这样的解读并不新鲜，也是中国教育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一方面，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的掌握上表现优秀，而另一方面，中国学生被认为是一群只会死记硬背的考试机器，他们呆板，无趣，生活能力差，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
　　但是，张人利对这样的分析却很反感。张人利是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社会对中国教育的种种批评有失公允。
　　就PISA测评结果而言，张人利认为，上海学生的学业负担排名并不是非常靠前，这说明中国学生学习“性价比还好”。对于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的评价，张人利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育，光有记忆也不是教育。”他认为，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是一个优点，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至于动手能力和创造力，由于PISA测评是文本测试，因此无法体现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对于PISA测评结果我的认识是：首先，一次测试成绩不能说明什么；第二，中国教育不是没有问题，但中国教育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差。”张人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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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PISA测评结果中，亚洲国家学生表现优秀，这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讨论。事实上，标准统一、要求严格的亚洲式学校教育方式，不时会受到称赞。布什政府在2002年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定期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州政府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学校是否达标。如果学校连续两年没有达标，也没有任何改进迹象，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最终解雇所有教师，甚至关闭学校。这个法案被一些人理解为向中国式教育方法学习的结果。
　　张人利校长和他学校的老师，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受邀对新加坡教师进行培训，传授他们的教学经验，张人利认为，这也是中国教育方式受到肯定的一个证明。
　　但在中国国内，教育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
　　学业压力大、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竞争越来越早……面对各种批评，张人利认为其中一些不够公允。“一些所谓的学者举例说，某个小朋友，家庭作业做到晚上12点。一个小朋友的情况可以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负担情况吗？”
　　教育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岳龙对各种社会批评则表示理解。岳龙告诉记者，学校教育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但学校教育应该尽量缩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而目前国内的学校教育，与社会要求脱节太严重。

　　岳龙说，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上一代家长的观念里，“教育”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如今，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还要承担心理疏导、人生指导的责任，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统一、单一的评价机制，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因此，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独木桥”。
　　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做了一番阐述：“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政府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可如果做得过头了，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考试是最重要的。中国的高考就是这样。”
　　学校教育需要改变，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
　　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他认为，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扬长”——发掘学生的天资、潜力，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刘京海认为，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过去大学录取率低，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现在录取率高了，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
　　不过，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更多的阻力来自对“公平”的担忧。“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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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
　　因此，围绕“素质教育”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竞争非但没有减弱，奥数、艺术考级、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加上更多压力。
　　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是家长们对“好学校”的追捧。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一些学校师资雄厚、管理严格、生源优质，因此，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
　　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张人利认为，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他的一个证据，同样来自PISA测评。“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在中国，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职校。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也就是说，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也有高职、中专学生。测评证明，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
　　在张人利看来，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但他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被夸大了。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好学校”：人人都想进“好学校”，“好学校”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一个班四五十人，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班级规模小，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均衡发展”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你考的那些证，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夏惠贤如此回应。
　　“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张人利看到，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而且单一，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哈佛男孩”、“哈佛女孩”，追求分数、“好学校”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
　　张人利说，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媒体的宣传、舆论的导向，都在渲染高分、名校、出人头地的魅力，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家长怎能脱离俗套。

老庄

　　8月，新一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大学时，一则新闻在网络上流传不久后消失，但很多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却耿耿于怀。新闻讲述北京中关村电子商品市场，一名女孩要求母亲给她买“苹果”三件套，价格超过2万。母亲无力负担，蹲在墙角擦眼泪，而女儿大喊：“不给我买，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然后扔下母亲离去。
　　“你觉得这个女孩的做法，完全怪教育吗？”幼教媒体工作多年的黄铮，在读完这个新闻后想了很多。与黄铮有类似思考的，还有张人利。“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归罪于教育。这些天网上议论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的事件，后来又传出他戴了很多名表。如果要追究，你也可以说教育出了问题，才会出现一个在车祸现场微笑的官员，但，这仅仅是教育的责任吗？”
　　在张人利看来，学校教育被赋予无法承担的重任，而事实上，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只是有限的一部分，更多的影响来自家庭、社会。
　　这一点，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大一统的教育本来就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这种方式给家庭教育留下很大的空间。“比如美国等国家，学生下午2：30放学，剩下的时间是交给家庭的。家长的教育是无法被学校替代的，特别是像中国的学校，有的班级五六十名学生，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张人利经常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学校里老师教学生遵守交通规则，但学生回家坐在父亲的车上，父亲就闯了红灯。小孩问爸爸为什么闯红灯，父亲回答说晚上没警察，不要紧。”张人利说，孩子都是生活在家庭、社会中的，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在学校教育的身上。　中国最有名的“在家上学”案例是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家教育他的儿子郑亚旗，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敢”让孩子远离学校，在家教育。
　　记者｜黄 祺
　　面对现实的教育环境，有人迎战，有人则选择逃离。最近几年，“在家上学”从个别名人家庭蔓延到普通人家庭中，做出如此选择的家长自信，他们能够给孩子比学校教育更好的教育。“在家上学”可以关注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可以让下一代暂时逃离残酷的考试竞争，不过，这种方式也存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