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大炮是如何炼成的 希望文革错误不再重复；取消限购就是时间问题。

老庄

本文来源于新浪财经　2012年12月24日 18:11
我们已经被假话害的够呛了，我们干嘛还要害别人，我们很愿意把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既然我们要想把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我们就不要怕别人说什么，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当有更多争论和怀疑的时候才能发现真相

　　因为直言不讳，屡出惊人之语，他被媒体封为“任大炮”。他曾是网友眼中的人民公敌，因直言楼市现实，多次预言房价上涨，而遭遇“扔鞋门”。开通微博之后他言语犀利不减，但是通过更多细节的展露，人们发现他真实可爱的一面。出生于大院红墙之内，成长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造就了他坚毅果敢的性格和家国天下的情怀。同行评价他是，干开发商的活，操总理的心。本期财经面对面独家对话远华地产地产董事长任志强。
　　人物简介
　　任志强，1951年出生，1969年1月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1969-1981年参军，先后任排长、参谋。1984-1988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2002年12月至今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老庄

　　主持人：我刚刚忽然把您的名字输到里面搜索，有一句话我看的很感兴趣，他说房地产界如果不认识任志强，相当于学文学的人不认识鲁迅。
　　任志强：后面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房地产界的商会、协会、研究会，我至少大小还是个官，他们理所当然的应该知道吧，因为他们毕竟受这些行业的管理。但是从事房地产的不一定都知道，比如从事房地产中介的，从事房地产材料供应的，上游、下游的东西他不一定都知道，所以这种说法比较绝对。但是真正主业是做房地产开发的，不知道的人可能很少。
　　主持人：可能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以后把你比成鲁迅，鲁迅其实是很多中国人心中很犀利，很直言，敢直接揭露现实文化，包括国民性的作家，可能他另外的意思觉得您是类似这样一个人吧。
　　任志强：人是变化的，比如第一个过程中，2006年网上说的是十个中国人最想打的人里面，我排在前面。2007年说的是人民公敌，2009年说的是最想嫁得人，2010年以后就变成了大众情人了，所以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是随着信息的透明度和相互传递而形成一个结果。一开始大家只看到了媒体上片面报道，或者断章取义报道的情况，所以他只看到了一个层面。当有博客，一开始先有了博客，到有了微博，人们可以从更多非媒体的层面去了解更多的信息以后就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主持人：但是在中国的商人总体上来说都是比较和气生财的，可能和气生财也是大多数人做生意，或者做企业一个态度。更多的人了解您或者关注您是因为您的犀利，包括您批评性的评论比较多。
　　任志强：不完全是。
　　主持人：为什么？
　　任志强：我做生意的时候是和气生财，和我做生意的人没有人说不和气生财，买我房子的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发了大财，我们大部分好多楼盘开盘以后，前50%大部分是老客户，有钱人都是老客户，做生意是一个情况。网上对我有议论的人都不是买我房子的人，都是不做生意的人，所以你这个例子举的不太对，不是那么回事。潘石屹跟我做的生意是单笔最大的，因为他我做了有将近60多个亿的生意，任何一个人买房子都不可能买60多个亿，只有他买了我60多个亿的房子。我跟他很和气。

老庄

　　主持人：我插一个小问题，您和潘总看似，当然我不了解你们俩具体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最开始你们不知道是怎么结缘的？
　　任志强：做生意，他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卖给他的，万通广场，我不认识他，但是我认识冯仑，我谈完了以后他就派潘石屹来执行，所以我就认识的潘石屹，潘石屹从我这儿买了第一个项目以后就开始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主持人：您对他有知遇之恩吗，如果夸大一点。
　　任志强：不能算是，只能说我们做生意做的规规矩矩，严格按照合同和守信，所以双方才能建立一个充分的信任。如果我们做了这么多生意，每次生意都会出现毛病，可能第二笔生意、第三笔生意就会做不成。
　　主持人：您的这种契约精神，其实是需要一个环境的培养，包括自己真的把契约精神作为自己，包括生意，包括自己做人的一个准则，这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或者有一个坚定的东西在后面支撑。
　　任志强：不需要过程，其实我们天生的时候就知道，比如说我们刘伯承将军从来都说你像个男人吗？我们陈赓将军说你是个男人吗？中国古时候的历史传统就是要说话算数，要敢于担当。这些古文的教育中培养的都是契约精神，但是因为我们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些政府不遵守契约的行为，最后导致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坚持的一个契约精神反而在市场经济中消失了。中国过去在做人上是讲究说话算数的，但是在经济活动中不是，经济活动因为是计划经济，所以他不需要契约精神，他不需要诚信，他是认票不认人。比如每人发26斤粮票，但是你领粮票的时候夹子里掉了，谁拿走了就变成为拥有的主人，他没有诚信，因为他是凭票证供应。所以商店里从来不问你是谁，你应该不应该拥有，你应该拥有多少，而是说你只要给我票，我就给你，这时候他不需要诚信，因此他颠倒了。因此在刚刚开始我们出现市场经济萌芽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欺骗性的，但真正的市场，如果没有诚信的话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因为跟你交易的人你都不知道是谁，你不知道他的诚信情况怎么样。要有诚信和契约精神才能约束你敢去进行交易。
　　主持人：但您也是从那时候走过来的。
　　任志强：我们走过来是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会反思，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盲从盲信，我们认为某某某应该说话算数，突然发现他说话不算数的时候我们突然开始动摇了，于是我们就有很多反转的过程，或者怀疑的过程，一直到明朗的过程，一直到重新寻找一个正确精神的过程。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因为历史让我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段弯路，所以因为走了这一段弯路以后才变成我们觉得更需要契约精神。
　　主持人：但是现在市场上一些毒大米、假药，这些生产企业的老板可能不是80年代，可能是听那个年代，或者稍后一个年代的人，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
　　任志强：这个现象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用审批和垄断制度而决定的。比如说我们三聚氰氨，他如果在统一制度上是充分放开的，而不是说你一定这样才能达标，进行行政管制的话人们可能不需要作假，作假是为了提高这个检验指数，那个检验指数，可卖更高的价。如果正常的市场中不是用审批制度来定价，或者分配资源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就可以用市场本身来解决。因为你如果出现了有问题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被市场淘汰掉，你生存不下去。但是有了审批就等于有了保护，我作恶但是我不会垮了，因为我有保护，只有充分开放市场的时候才会合理的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审批制和垄断下是解决不了的。像我们上市公司可能有很多作假，和你说的一样。但是他为什么上市还能成功，就是因为审批，他只要骗过，或者用行贿的办法通过了审批，他就可以到市场上骗钱。如果不是审批制度可能就没有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因为市场的权利垄断和权利保护而造成的结果。
　　主持人：但是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也是企业自身价值观的崩塌。或者像您说的有一定道理，政府的管制和垄断，把这些企业逼到了这种做法上。但如果自己自身企业价值观没有崩塌，像您会选择出卖自己企业的诚信去获得更大的利润吗？
　　任志强：他是一种激励机制的扭曲，那些企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可能除了这个企业利润以外，把还有其他政治上的目标，或者其他更多的利益，他是交换的。他为了获得那些利益以后他就不要企业的利润了，因为他最后会变化，最后不当企业的老总。他涉及的其实是一种产权制度，就像马云举的例子，遇到熊以后开枪打了一枪熊，没打死的，扔枪跑的是职业经理人，这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他没打死熊他会开枪跑，他要保自己的命。开枪没打死熊的，会拿出柴刀跟熊搏斗的是老板，根子是产权制度上决定的。从产权制度上说，如果说这个产权是我的就不会这么搞了。

老庄

　　主持人：您刚刚举马云说的职业经理人打熊和老板本身打熊的例子，您和华远之间应当是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吧。
　　任志强：我们连职业经理人都算不了，我们只能算个丫鬟。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他开始把民营经营但国有控股的企业又收购了。严格说起来，我们曾经按市场化办法发展过程中是民营经济一种企业家的精神创造的企业行为，后来被政府收编以后变成了国有企业的看家企业。比如我们要进行一项投资，也可能我们报到只是一个科员或科长的手里，他有权否决，说这个不能投，我们就不能投了，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丫鬟，我只是替你拿钥匙。我一笔巨大的收益，他可以说这个收益我拿走了，他可以任意调拨，拿走。所以你只是个丫鬟。
　　主持人：这种职位上你会觉得有乐趣吗？
　　任志强：我们不需要什么乐趣。
　　主持人：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任志强：因为你剩下的部分是你在做的有乐趣的东西，他是把你的利润部分分走了，但是创造利润的部分可能你还是做了一些对市场改革有推动作用的东西，这是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可能您的职位也限制了一些您的想法，或者投资的方向，这种职位也是有限制的。
　　任志强：所以到收编以后的发展速度比以前慢多了，以前每年可能我们以33%或者更高的速度发展，但我们从1983年20万借款发展到了100多亿，但是以后每年可能只有10%几的增长，因为他有一个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任务。我们没有一次完不成任务，但是我不会为了完不成任务不再做一个突出的东西，所以这套管理体制实际上是限制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管理体制。大家都看到更多的舆论是要求国退民进，而不是国进民退，这种管理体制早晚是要完蛋的。当国资委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国资委的根本任务应该是把所有的国有企业消灭掉，没有人会相信说你一个国有企业老板为什么？因为把国有企业消灭掉就变成了市场经济。
　　主持人：就像汇改的最终目标是把外管局给消灭掉。
　　任志强：国有企业应该保留，或者国资委应该保留，最后都是公益类，或者不是叫企业，不是在市场中参与竞争，而是最后特殊保障的，这应该是国资委的任务。我把企业卖掉，换成更多的钱做公共服务，做社会保障，或者做国家安全保障，类似的服务，这样可能就不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国进民退的状况。
　　主持人：您在华远这几十年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想过要离职，换一个其他的工作吗？自己创业或加入一个其他的团队。
　　任志强：我们就是自己创业，虽然我们名义上挂着红帽子，但我们就是自己创业。那时候大家只是觉得挂一个红帽子创业更安全，因为在改革的初期还有很多的障碍，起码我们的法律还没有打开，比如我们小岗村的人们还是按手印，还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进行改革，一样。我们没有小岗村的农民那么英雄，所以我们希望挂着红帽子进行改革，政府成立的时候也是让你挂个红帽子推进改革，一样的。
　　主持人：您从来没有想过摘掉这个红帽子。之前的报道也提到了家庭。
　　任志强：我们努力在摘这个红帽子。
　　主持人：但是这是两个性质。
　　任志强：但是他不批准我们摘掉这个红帽子，所以我们可以把下面两个企业变成不是完全的红帽子，比如我们的地产公司在1993年的时候就有相当大比例的个人股，和外资合作以后我们国有资产不是占控股地位，到二次分成以后我们用同样的办法，在股份制的时候加了大量的个人股，员工持股，就是要力争不戴这个红帽子。

老庄

　　主持人：当您这一代人，包括您周围的人进入社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导师，或者有一个精神领袖来做一些精神上的按摩？
　　任志强：社会就是你的老师，因为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导师的概念，已经所有的老师都被打倒了，连我们认为最好的校长都被打倒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全都被打倒了。我们靠什么？我们只能靠在社会中去闯荡。我们的父母虽然不能在官职上给我们任何的帮助，但是我们的父母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度过这个年轻时代的。在三几年他们为了抗日参加了抗日战争，那时候只是进哪个门的问题，他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不要以为他们现在是共产党，当时就有共产党的理想，就是为了抗日，所以很多人走进了国民党的门，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日队伍，很多人走进了共产党的门，参加了新四军，那时候也叫国民党，国民党第新四军，国民党第八路军，他们只是参加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的发展才让他们决定了按照共产党的路走。但是在闯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或进行抗日战争的时候，不是说他们知道谁是马克思，也不是说他们知道谁是共产党，不是，完全不是。
　　我们看有一个电影叫《雪豹》，雪豹从国民党的军官团长变成了共产党，他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他不知道，他就知道我要打日本，那一代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才进入了共产党。我们跟他们有一些类似，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偶像，因为那时候没有偶像，全都被打倒了。
　　我们一直强调着，比如我们读书会一直强调希望年轻人有独立的思想，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走，也不希望像你说的，我是个明星，或者马云是个明星你要跟着我们走，没有。恰恰相反，我们要打破你们所说的这个明星。我们最希望年轻人，或者所有人要有独立的思想和想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马云做的时候马云就提出来，你不要跟我学去创业，你不可能再做一个阿里巴巴了。你也不可能再做一个淘宝网[微博]了，你跟我学什么？要学的是独立奋斗的精神。
　　我觉得很小的时候有齐白石的一句话，齐白石叫做，“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我者生，是要学我独立学画的精神，没有这个画派，大家过去学的都不是这个画派，但是我独立创造一个独立的画风。似我者死，就是你不要学我画的什么东西，你要学我画的什么东西你一定死，因为你比不过我。我们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你不要学马云，你学不过。你也不需要学柳传志，你也学不了，你要学的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在独立奋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但我们的媒体大部分都愿意报道一个人成功以后，马云、柳传志成功以后，很少有人愿意报道马云之前多惨，干这个，这个不成，干那个，那个不成，或者多次失败以后连房子都没了，十几个人都发不出工资，没地方吃，没地方住就滚在一个房子里，滚在地铺上，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更需要告诉年轻人，你们得有这种精神才能独立创造出一个一个阿里巴巴也好，淘宝网也好。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失败的过程，你永远学不会。
　　主持人：您在做重大的决断，或者犹豫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打破这种犹豫的状态。
　　任志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犹豫，什么时候不该犹豫。
　　主持人：怎么理解？
　　任志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要马上做出决定，造反派可能压着我们的父母，拿着鞭子，拿着刀。我们马上要决定，要不然跟他打，要不然就投降。如果你经历这种多了你就不会再犹豫了。鲁迅先生早期说过，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来不及想，是因为在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没有提前去想。如果你提前去想，你就不会这样。而我们是在之前有很多问题需要提前去想，有些东西要等，不是要犹豫，他是要等时机。但该怎么做，心里是很清楚的，需要怎么做心里是很清楚的。
　　主持人：您能现身说法一下吗？
　　任志强：现身说法就是告诉你有两条路，你往哪边走，你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你得选择一条路走，哪怕这条路走错了，你也得选择。只有一个条件，这条路会不会断？也可能两条路都能走到，一个远，一个近。在不能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试一试。反过来，试完了以后你得出来的结论，我应该先知道他到底有几条路，不要到时候再去做选择。你不就知道了吗。要不然你永远不会知道。

老庄

　　主持人：您是去年60岁，从集团退职下来。
　　任志强：对的。
　　主持人：流传的最多的是您要办幼儿园，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想法？
　　任志强：我如果退下来我想干幼儿园，可是大家都忘了我还没退下来，我把集团退完了以后，上市公司还没退，所以我还干不了幼儿园。
　　主持人：这个选择是这个企业还需要您，还是您比较恋战？
　　任志强：做幼儿园只是我退下来以后的一个想法，但我现在还没退下来，所以还没有办法兑现。我们已经开始做了，但是用我们乐贫基金在做，我们乐贫基金已经在做的“千千树幼儿园”，要建立一个科学模式去培养农村没有经济条件的幼儿教育，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所有的农村推广这样一个幼儿教育水平。但现在还没有做到能推广，现在只有一个，我们很快要办第二个、第三个。尽管我没有直接做，但是他已经参与了，或者我们提供了一些思想，因为我们理事会在讨论的时候已经把一些想法的东西。
　　主持人：您现在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您有一些社会活动，有一些公司的安排，包括刷微博的时间。
　　任志强：我们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做公益，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做行业活动，三分之一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在做企业。行业的事情有时候跟企业是相关的，有些不完全相同的。但是行业的事情为什么要做，我有行业的身份在这些，而且通过行业其他企业的活动情况，你可以更了解行业的情况，是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发展，你起码做判断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基础，对大事的判断了解更多的信息。现在基本上是三个三分之一。过去公益的时间很少，而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做政府的事情，现在这部分基本上没有了，包括和国有企业相关的东西和我没关系了，要开会也是别人开会，包括党代会都是别人开。但是这三分之一转移到了公益，所以我们做大量的公益事业在逐步加强。
　　时间的利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比如我们当兵已经习惯了，我知道我一天洗脸、刷牙、穿衣服一定要用多长时间，而做每一件事情，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一共要用多长时间，已经非常规律了，所以可以恰着点做很多事情。剩余的时间还有两分钟，我认为我就可以上上微博。可能今天我穿衣服没有挑选，或者挑选的次数少了就直接穿了，就余出两分钟。当你的生活有更多的规律的时候，你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
　　主持人：这是知青那段岁月练出来的吗？
　　任志强：不是，应该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部队当兵的时候所有的都是按照时间计划，比如我在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我当作战参谋全团的指挥我都要把它变成计划。我们会知道部队出发的时候，一个连队的每一台车走多长时间，中间有多大的距离。一个团要用多长时间，最先到达和最后到达的时间差，大概误差不会超过10分钟。所有的距离，包括每一个车距我们都要算出来，如果步行一个连队走多长，中间间隔多长，下一个连队有多少实力，或者人走多长，武器排间隔多长，都得算出来，这个当参谋的时候已经养成了习惯不用考虑，所以是自然形成的东西。我们要做军事演习的时候，那个爆破点什么时候响，跟电影里的一样，没到点它要提前响了不把演员都炸伤了，所以每一个都要算的很精准。如果你能把工作习惯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就会减少很多很多误差，而且你会比别人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可能别人要用两倍到三倍的时间才能完成，你用更短的时间做完的事情。

老庄

　　主持人：您是那种特别聪明型的选手吗？
　　任志强：我属于比较傻的那种吧。
　　主持人：怎么个意思？
　　任志强：别人都说我比较傻，你看别人都不说真话，为什么你要说呢？所以人家都觉得我很傻。你看潘石屹多聪明，他老模棱两可的说，他不说一个结果。我要把结果说出来以后，他们都说你真傻，你干嘛非得说，你偷偷知道就行了，你不说出来就不得罪人了，说出来不是可能得罪人吗，所以大家觉得我是比较傻的那种。农民的话太实诚了，怎么把什么话都说出来。你可以骗骗人，不说，可能就没人骂你了。所以有的人说，你看他今天到了山东，明天到了河北了，怎么在网上什么都说，走哪儿都说，几点到的都说。我说了我老婆可能就不操心了，所以你傻，傻有傻的好处，傻有傻的福气。有的人太聪明了，可能他反而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傻一点可能也有傻一点的好处。
　　主持人：其实关于业界的言论，包括一些时评，有一些你可以选择不说，但是您选择说出来，这个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憋不住了要说吗？
　　任志强：不是憋不住了要说，而是我就想告诉大家，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不告诉大家不是有更多的人受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过，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很多真相，已经上了很多当。我们特别强调信息对称和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能让所有的社会信息更加公开，更加对称，所有的新闻媒体言论更加自由，我想这个社会一定比现在更紧密。我们恰恰是因为很多是不自由的，比如雷锋，美国人说那时候中国人那么穷，雷锋哪儿来那么多照片？雷锋不是不留姓名，怎么所有的照片都留着呢？一定有作假的过程，我们从小就是在这个假的过程中没美国人那么聪明，所以我们也想不起来，要问这么多个为什么。今天是不是还要让我们后代和其他人要在这个蒙蔽中生活，在假话中生活？我们已经被假话害的够呛了，我们干嘛还要害别人，我们很愿意把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既然我们要想把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我们就不要怕别人说什么，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有了这些争论，文化大革命也告诉我们，当有更多争论和怀疑的时候才能发现真相。如果所有人都人云亦云，不问个为什么的时候就不会有真相。

老庄

　　主持人：新一届的政府会有更聪明的办法来解决您所在的这个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现在的这些问题吗？
　　任志强：比如我们习主席上任之后第一次讲话就提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比如我们已经提出要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里不光是收入，小康社会里有一系列的指标，其中包括了住房人均，比如人均35平米，现在才31平米，还有4平米的余地。城市化率要提高65%以上，以上也可能是70%，还差的很多。包括城镇化的问题，包括住房制度要坚持市场化和保障两条腿的问题，而且更倾向于市场化的问题，等等等等一大堆，原则上可以找出七八条。起码不是像现在的说法，没有户口就不准你在城里买房子，不是这样。换句话说，解决户籍的问题，通过户籍问题解决城镇化的问题和住房问题，已经否定了现在的限购政策。无非是现在限购政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或者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取消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个时间。
　　我们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起码可以看到习主席在最后选举之后，和媒体见面会上提到的很多东西是以前的报告中不一样的东西。
　　主持人：但这个时间段对于房企来说，其实作为一个战略的重新总结。
　　任志强：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决策，一般都要坚持五年到十年，哪儿能说变就变，地都买了在那儿扔着，你想说变就变，哪儿那么容易变。
　　主持人：不是变，你的区域，可能之前你会关注一些北京或上海的一些区域，如果有新的，对政策理解的不同，可能有其他区域的扩张，会有这些大的战略的调整。
　　任志强：都说房地产转型，房地产只有一种转型，就是从买房子变成持有房子，就是小潘说，我不卖房子我当收租婆，这叫转型，其他的都不叫转型。你说产品，如果你生产的还是汽车，只是汽车的型号变了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变了，那没转型。房地产你还是盖房子、卖房子，卖的是旅游产品，还是养老产品，还是其他的产品，还是没转型，那不叫转型，那最多叫产品调整，不叫结构调整。你们都想的太简单了，地产行业是最难调整的一个行业，因为他投资大，而且生产周期长，买了地你就退不掉了，你就必须把它干完，你想走，你把它弄完了你才能走，哪儿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回事。你说的地区，没有十八大大家也都开始研究了，早就开始研究了。
　　主持人：你们是比政策先行调整了吗？
　　任志强：政策和市场是两回事，我们既要看政策的调整，更要看市场。政策不一定完全能战胜市场，很多时候政策是失败者。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会说，我们的政策七八年不出中南海，就是因为那些政策在市场上是被市场力量打败了的。
　　我们觉得要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看房地产的问题，从过去我们也一直认为，中国房地产在市场化没有满足70%以上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朝阳的过程。现在也同样是这样，我们不管政策怎么变，这个市场已经决定就这样了，你不管怎么样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政策可能是想往东，但市场不一定往东。政策也许是出于好心，但干的不一定是好事，出于好心的政策很可能干的是坏事。我们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了，比如2009年年初我们十大产业政策振兴，现在看是好事吗？他是好心想拉动中国经济振兴产业，现在看都是坏事。钢铁行业被弄的不行了，造船行业被弄的不行了，光伏产业只有几年时间也被弄得不行了。好心不一定干好事，好心很可能干了坏事，所以我们从来要对政策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个老农民跟我说，县里让种什么我就不种什么，政府让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县里让种大白菜，大白菜就卖不出去，他就不种大白菜，就他发财了。
　　主持人：请您评价一下保障房政策方面，其实中央很明确，包括多少万套在建，明年要完工多少，这些很明确的数字，但真的他这些数字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吗？或者他会不会像您刚才说的。
　　任志强：保障性住房首先要强调能不能立法。我们现在政府要提出的是对保障性住房立法，这就是对非保障性住房人的一种歧视。权利是对等的，你要是对住房立法，不能仅仅解决保障性的问题，还要解决非保障性的问题。如果你说仅仅解决保障性的问题，不解决非保障性的问题，中国就乱了。所以全世界各个国家出台的都是《住房法》，绝没有一个单独的《保障法》。
　　主持人：所以其实我提的问题是，说他这一块会不会反而计划了。
　　任志强：保障只有一个条件，是居住权利，因为联合国[微博]人权公约我们签了字，而人权公约上就写的只保障居住权利。我们现在《保障法》错就错在他保障大量是财产权利，比如两限房，经济适用房，都是靠买卖的，都是保障的财产权利，他就是个错的。所以我们只应该保障一种，保障租不起房的人，而我们现在保障的都是买不起房的人，所以我们保障政策从根上说就是错的，后面不管盖多少万套都是错的，没有一个能说明他是正确的。我们从1998年房改的时候就开始提，要用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的政策来解决问题，他就是一个居住权利的问题。但是我们拼命的去鼓动经济适用住房，他就不是居住权利问题，而是财产权利问题。（编导 尚文）